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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政治化人权逻辑否定不了中国人权进步
来源： 添加日期：2012-01-30
人民日报：政治化人权逻辑否定不了中国人权进步
2012年01月29日04:2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全球年度报告(2012)》。与往年一样，该组织一如既往地无端攻击和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其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外，今年更把人权攻击的主要矛头放在政治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乃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常的投票行为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显然，这样的报告已经不是一份人权报告，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份以人权名义发布的政治报告。
《报告》中政治化人权逻辑的最显著体现，是它得出的“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结论。众所周知，“人权环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对于“人权环境”的臆断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以维护人权为标榜的非政府组织所应关注的范围。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报告》也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公然倡导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按照其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的说法，“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这表明，“人权观察”已经实质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在人权上的政治目的，在这样的政治错位中，人们在《报告》中看不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丝毫关切，对中国政治状况的攻击和指责才是真实的旨意所在。
人权的政治化蕴涵着一条西方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认可的思维逻辑，这一逻辑的起点是把人权与中国对立起来，首先臆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的，然后按图索骥的从种种传言、推测乃至臆造中寻找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最后达到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在这一逻辑链条下，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受到批评，中国不能选择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在这样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权思维下，《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此，《报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认“今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事实上，报告中罗列的“推测”、“被传”、“估计”出来的“事实”恰恰是过去一年公认的中国人权的进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蕴含着双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二是为中国以臆断的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制造一个新的政治难题。而这双重政治含义背后的真实寓意无疑更为深刻，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继续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制度霸权意识来从人权上认知和扭曲中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又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权演绎成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的呢？对这一问题做一有益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真实的政治意图。
偏见的起点当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迟至今日，这一强大的思维定势仍然主导着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延续这样的扭曲认知，而且，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就会坚持对中国的制度性扭曲，就会始终在意识深处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对中国的人权态度上，当然会与制度威胁心态相融合，形成更加强烈的政治偏见。在此意义上，《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报告》刻意强调“阿拉伯之春”，臆断“阿拉伯之春”使“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真实动机。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理解了人权政治化的真实意图，只会促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人权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觉，中国当然在人权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改进之处，中国当然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权发展的中肯批评和建议。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责和无端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或许更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如果13亿中国人民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中国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发出高涨的发展热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刘 杰
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全球年度报告(2012)》。与往年一样，该组织一如既往地无端攻击和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其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外，今年更把人权攻击的主要矛头放在政治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乃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常的投票行为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显然，这样的报告已经不是一份人权报告，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份以人权名义发布的政治报告。
《报告》中政治化人权逻辑的最显著体现，是它得出的“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结论。众所周知，“人权环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对于“人权环境”的臆断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以维护人权为标榜的非政府组织所应关注的范围。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报告》也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公然倡导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按照其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的说法，“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这表明，“人权观察”已经实质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在人权上的政治目的，在这样的政治错位中，人们在《报告》中看不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丝毫关切，对中国政治状况的攻击和指责才是真实的旨意所在。
人权的政治化蕴涵着一条西方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认可的思维逻辑，这一逻辑的起点是把人权与中国对立起来，首先臆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的，然后按图索骥的从种种传言、推测乃至臆造中寻找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最后达到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在这一逻辑链条下，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受到批评，中国不能选择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在这样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权思维下，《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此，《报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认“今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事实上，报告中罗列的“推测”、“被传”、“估计”出来的“事实”恰恰是过去一年公认的中国人权的进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蕴含着双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二是为中国以臆断的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制造一个新的政治难题。而这双重政治含义背后的真实寓意无疑更为深刻，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继续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制度霸权意识来从人权上认知和扭曲中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又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权演绎成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的呢？对这一问题做一有益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真实的政治意图。
偏见的起点当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迟至今日，这一强大的思维定势仍然主导着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延续这样的扭曲认知，而且，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就会坚持对中国的制度性扭曲，就会始终在意识深处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对中国的人权态度上，当然会与制度威胁心态相融合，形成更加强烈的政治偏见。在此意义上，《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报告》刻意强调“阿拉伯之春”，臆断“阿拉伯之春”使“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真实动机。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理解了人权政治化的真实意图，只会促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人权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觉，中国当然在人权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改进之处，中国当然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权发展的中肯批评和建议。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责和无端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或许更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如果13亿中国人民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中国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发出高涨的发展热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刘 杰